心穷的老板，才最容易掉进别人的“培训陷阱”

但是，革命只能创造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基本条件，国家现代化本身的实现却必须通过建设和改革。

  注释: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条件下立法的预见性研究》（项目编号12BFX001）的阶段性成果。但是，仔细分析上述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就会发现，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人事权统一管理，这个统一管理的全面、具体和准确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似乎还不清楚。

这个问题，本文的第三部分将继续述及。但由此出发，并加以基本的语义分析即可发现，国家机构范畴内的所谓事权，既指事，也指权，是某一国家机关处理某一领域事项的职权。实际上，也可以说，这个问题引起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不同看法和争议。[20]但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信任这个代表国家来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还是要通过陪审制度来向国家机关掺沙子，就像贡斯当所说的：如果没有陪审团制度去辅助不可罢免的法官，仅有法官的不可罢免，是不足以保护他有权保护的无辜者的。第二，人事权统一管理的第一步，主要是法官、检察官提名权的统一管理。

这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基本共识。所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以及接受监督，都是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掌握同级法院、检察院人事管理权为前提的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那都是为治民众者"[2-1]。

即使当时在一些国家、地区存在同业行会或某种民间组织，也不可能形成后世才有的市民社会。  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宏观的整体的政府管理（Government），还是仅限于行政领域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或者是仅限于对外部行政相对人的规制管理（Regulation），其日益显示出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展现这种趋势的形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听证会、论证会、网上讨论、辩论、政府职能外包、政府购买服务、志愿者服务、公私合作（PPP），等等。尤其是文化中软的一方面，即塑造人的精神、信仰、灵魂的价值观和人的理念方面，人们更对之有所忽视。

这里笔者再从其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进一步的补充分析。就"四个现代化"和"新四个现代化"而言，改革虽然是其实现的首要条件，但推进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样对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当下最重要的是推进执政党执政方式改革，实现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把执政党的执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十，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我们必须抓紧研究和探索，尽可能快地找出一条社会主义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中国特色新路。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党员代表可对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的工作提出质询、询问，被质询、询问的机关必须当场或限期答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尝试重新配置公共权力，试图通过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开放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国家管理的弹性与韧性。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由于政治文明的进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议会、政府过于为党派和党派所代表的少数群体利益，而不是为全体民众利益服务）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不仅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必要性，而且展示出越来越广泛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呢，或者说，现代国家治理有什么标准、什么特征？改革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形成有什么作用，改革怎么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形成？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尝试给出一些粗浅的答案。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治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追求的是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政治秩序。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权力没有制约就必然滥用，必然腐败，这是为自古以来的经验所证明了的[9-1]。现代国家治理必须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和兼顾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

（三）国家治理目标人本化 传统国家治理主要追求统治秩序。麦迪逊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我们说法治更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主要是从法治的理念和价值的角度说的。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公民社会迅速成长，部分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社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生长出许多自治性的社会公权力。或者说改革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或目标之一）是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为了实现和增进人的权利、自由、幸福。这意味着我们在注重惩治反腐的同时开始同时注重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治理权只能为国王、皇帝和从属于他们的国家官僚机器所垄断，不可能吸收其臣民参与国家管理。同时要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三、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曾经在一篇关于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的关系的论文[13]中作过初步探讨。

"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将之推向极至，转换为"以GDP为中心""以GDP为纲"，为追求GDP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不惜牺牲国民的健康、自由和权利。

申不害提倡"君人南面之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当然，这种设想是否可行，尚需要经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从而国家治理主体愈益多元化。离开了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发展和秩序都必然异化，就像我们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赶英超美一样，不仅没有真正促成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给人民的利益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君主要经常诉诸兽性，"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7]。外部制约既包括人大、法院、检察等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也包括公民个人、NGO、NPO及舆论、媒体的社会制约。

其四，健全权责统一和责任制。这股潮流被学术界总结为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变"[1]。

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14-1]"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但其主要目标和任务是独特的，那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6]。也为改革提供制约和救济，防止各种国家治理主体乱改革、滥改革，借"改革"之名行谋私之实。

其九，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国家治理就是作为主权者的这个人（君主）或议会依约对放弃了自然权利的订约人进行治理[3]。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城邦设计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中庸"，追求的是建立一种中产阶级掌权的政体："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觊觎，既不会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从而可以保持邦国的稳定和持久"[4]。要变革国家管理经济的"大政府""全能政府"方式，要建立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十项：其一，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以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因为任何权力，即使是改革的权力，如果没有制约，都必然导致滥用。

笔者曾就建立健全执政党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提出过下面的设想：通过现在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授权同级人大中的中共党员代表，组成"党的代表会议"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内部制约主要指行政系统内部上下左右的相互制约，也包括监察、审计等专门制约。

其三，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各级党代表大会每五年才开一次，相应级别的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而且只有纪委）要等换届时才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五年期间内不存在党代表大会对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